垦，朝廷会给予一定税赋的减免，让他们所得更多，不辜负背井离乡一场。”

又是一条绝计！自古以来，百姓的迁徙就是大事，若是陇右的屏蔽的关键字批迁徙过来，他们的势力范围也就过来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人家来了，合法占了地，还会走吗？

李牧不众人如何想，继续说：“再就是，民间垦田，朝廷也是支持的。当然，有一定的要求，不能虚作假，把原有的田当成是垦田，垦田嘛，得原来不是耕地，开垦来的耕地。对于这样从无到有的耕地，朝廷可以免收赋税。但是为免诈小人占朝廷的便宜，也要行一定的限制，例如，想要去垦田，得是自己的粮田加上租田都满额之后，不想承包土地，才可以去垦田。而且垦田要收一半的公粮，死后归公。”

听到这儿，有人在心里计算开了，若是一个普通的农，其实垦田并没有太大的利好。因为首先每个人十亩粮田，然后四十亩租田，这些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已经足够他了。再多的，费劲去开垦，死后还要归公，而且一半的产量要公粮，想想没多大意思。

但在场众人毕竟不是百姓，他们也能想明白李牧此举的用意，他就是要限制垦田，否则大家都去垦田了，朝廷找谁收税呢？至于公粮要五成，则是为了常平仓考虑，这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不难分析来。

事情说这儿，已经了尾声，李牧策划如此周密，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反对派’就算想反对，一时半会也找不什么理由来。

就在众人以为今天朝议就要结束的时候，又一个其不意的人站了来。此人，竟然是李牧的继父，民尚书唐俭。

唐俭站朝班，先向李世民行礼，然后看向李牧，问：“李牧，老夫一直有一个担忧，还请解惑。我朝依循前朝制度，均田制，租庸调制，府兵制，乃是环环相扣，息息相关的。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则有庸。你改革了均田制，赋税你说的也算可收，但这调和庸，人税等，又怎么说？”

众人的目光又看向了李牧，李牧笑了笑，：“您误会了，我之前所说的，所谓一成，两成等，准确地说其实都是‘调’而非‘租’。”

众皆哗然，纷纷都要开，‘调’收那么多，还要额外的租，这还让百姓活么？

“诸公先不忙怒，听我说完，再怒不迟。”李牧安抚了一下，解释：“众所周知，租是田租，庸乃力役，调则是随乡土所产，绢，麻，布等不一，十分的繁琐。除此之外，还有人税。而新政则简单很多，所谓一成或两成，我已经说过，各地植作不同，产什么，缴什么。这本就等同于‘调’，而人税，则跟原有的‘租’合并在了一起，摊丁亩，即每一块土地，摊派了现有的一份人税，往后再滋生人，则不再加税。也就是说，人税和地租，合并成了新的‘地租’，人税就没有了，新生人也不需要再人税，而随着垦田越来越多，每一亩地的税赋也会越来越少，给百姓的压力也越来越轻。”

“说完了租调和人税，再回过来说一说‘庸’，朝廷原规定，每丁每年需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加二日，是为正役，若不需要其服役，则每丁可每天纳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的标准，足二十天的数额以代役，这称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