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便是借保护民族利益，而实际限制这个运动，并准备与日帝国主义共同来破坏他。挂革命的招牌来行反革命的政策，这是国民党各派别对满洲问题政策的一致的实质。同时国民党各不同派别因其与各不同的帝国主义主人的基本联系，而在对满洲问题所玩的手腕中也本着各不同的帝国主义的利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派逐渐倾向于与日帝国主义直接谈判，以及盗国际联盟的提议，而

所有一切反动派别在全国广大群众反日反帝反国民党怒威胁之下，不得已采取了这样的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面上反对的立场，对满洲的反日运动假装着同情，他们提援助反日运动的号与空谈，不仅是为着掩饰自己民族叛徒的真面目，而且是有一定反革命目的：（一）为着借“肃清后方破坏分”而加攻苏维埃中国和英勇的工农红军。（二）借“国难期间全国一致”“各阶级为救国而牺牲”“不允许阶级斗争”“维持后方和秩序”等等，而对工农兵及革命知识分加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攻。（三）散布对国民党“民族革命”的幻想，以求挽救自己的腐败和垂死的统治。（四）夺取反日运动的领导，以保护自己反革命伙伴军阀的统治，把反日游击运动限制在国民党监督下的个别军队的“单纯军事行动”，并且不但不援助群众真正的革命反日运动，而且直接的用“铁和血”来压服他。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认为适合的时候，而完全叛变满洲一切反日运动。（五）为着夺取和垄断广大群众们的为给满洲游击队质和神上的援助，企图这样使满洲游击队没有真能从外面得到此帮助的可能，并借此以减小满洲和全民反日运动的程度和范围。

败（占山，李杜，苏炳文）和投降（几乎完全没有激烈的战争，而把阵地让给日军），主要的是由他们仇视劳动者的政策产生来的。

苏，李，等的失败，绝对不是表明满洲反帝国主义游击运动没有希望或是低落，这只是又一次的表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国民党以及一切军阀将军在反帝斗争中的无能，这只是又一次的证明我们说的：只有广大民众武装起来，才能战胜帝国主义这话的正确，这只能使工农兵士贫民及一切革命的知识分革命的军官们相信，他们应该违反国民党张学良及一切军阀而自己来保护中国，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役。同时也必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是帝国主义最狡猾的细。在这些军阀失败和投降之下，有更大的可能在满洲河中国北及全中国收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真诚反帝分，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攻中国北而参加反日反切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

整个国民党的各个派别，一贯的继续对各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投降政策，在准备攻苏联的反革命战争及为着瓜分中国及其他民地半民地的太平洋上帝国主义大战方面尽着细的作用。对满洲的反日运动，执行着最可耻最狡猾的策略。

（2）第二游击队伍，如王德林这一队，不是大的旧吉林军，而大分是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的反日义勇军，国民党的影响较小，有一时期在某程度内，曾经允许我们党反帝国主义及革命煽动的自由。这些队伍的领导者企图各民族的和社会的武断宣传而能依靠在农民小资产阶级上。最近在上级和下级军官间，在政治方面看了内分化过程的开始，这个队伍的命运，是首先要看他对于工农的政策如何。

（4）第四游击队，赤游击队，这是我们党领导下的工人农民革命兵士及其他革命分的队伍，它执行我们党对满洲问题的纲领中澈底反帝的要求。它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这队伍在自己一步的开展中，有可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在自己的周围，而不仅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不仅与“满洲国”政府，而且与国民党政府作胜利的斗争。但是可惜我们的组织及影响过于薄弱，所以虽然党，苏维埃，赤游击队的本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加（比如许多游击队不断的找我们的领导），然而赤游击队直到现在不但还不是满洲整个反日游击队运动的领导者和左右一切的力量，而且未成为这运动的基本力量。

（3）第三游击队，是各农民的游击队（大刀会，红枪会，自卫团）其中也有工人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参加，其成分多数是农民，因为他们政治的成熟〈不够〉，及军事技术的弱，一分（现在仍然是大多数）还在地主富农及旧吉林军官的影响和指挥之下，而不能使自己的运动走上真正革命的轨，而且有时候简直被反动的领袖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了。一分是在革命分的影响和领导之下，他们对于本阶级弟兄的态度极好，然而还未能找着正确的澈底的革命斗争的方法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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