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少宗教彩的。他的起义完全是因饥馑所。

陕北地苦寒的黄土原，土地贫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税收和“加派”是亩征收，不考虑实际产。这对地广人稀的陕北来说，就显得极不合理。而最令当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陕北本来地内陆，居民靠地为生，基本没有什么工商业，但官府的各“加派”只收银。不要粮，这就等于额外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再加上无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农民大量外逃，而官府为了“完粮”，规定一逃则其余九补足，九逃则其余一补足，于是，对不想坐着等死的农民来说，剩下的就只有一选择，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祯二年。延安人懋才在《备陈大饥疏》里，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旱无雨，百姓离失所，哀鸿遍野的惨状：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其粒类糠，其味苦而涩。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而。诸树惟榆树差善。杂他树以为，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于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间有获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若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这个古代官吏摧人心肝的奏折今天读来仍然使人神摇。三百年前饥民的话直接、痛快，比后世一打学者发表在心期刊上的文章更接近真理。因为据“血酬定律”。既然“饥死”和“为盗”所承担的“风险系数”是相同的，那么据“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当然应当选择“为盗”，因为“为盗”至少可以吃饱了去死。

这个有良知的官员在他的奏疏里继续写：最可悯者，如安城西有翼城之，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已无一生，而又有弃者矣。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城外便无踪影。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以为，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而人之人，亦不数日后面目赤，内发燥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懋才用“最可悯者”、“更可异者”来备陈当时白骨纵横，相率人的惨状，而这惨剧的发生地“安”，正是早期农民领袖迎祥的祖居地。同时也能够看到，饥荒固然是由旱引起的，但只要愿意救济，也不是全无办法。“相聚为盗”恰好说明有可盗之，否则“相聚”有什么用？官府如能“损有余补不足”，本可以将天灾造成的损害降低到最低。但他们什么呢？

……有司悚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科。如一只有一二人，势必令此一二人赔一之钱粮；一甲只有一二，势必令此一二而赔一甲之钱粮。等而上之，一里一县无不皆然。则现在之民只有抱恨而逃，漂异地。此逃之于彼，彼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矣。

一有“**”便诿过于天，明廷不但不想法救济，反而加征三饷不断，明征之外有“私派”，“私派”之外还有“火耗”，得民困财尽，千里榛莽。这时李自成的“三年免征”、“平买平卖”、开仓赈灾就大获中原人心。

因而，就本质而言，与其把农民军称作“农民革命军”、“义兵”或“贼”、“寇”、“匪”、“盗”，还不如直接把他们称作“饥民”更接近事实。“饥民”当然不是骄傲的资本，但也不是天生的耻辱；抢粮肯定不是一荣耀，但当各通过诚实劳动糊的途径被一一堵死之后，抢粮吃几乎就是一件无可非议的壮举，至少不比那些将别人碗里的饭夺走的人更无耻。

也就是说，饥民“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个人或某“主义”，而是效忠自己的胃。简单地讲，就是为了请客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