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赜二次拜访元文都,这次他如愿以偿了,元文都答应了他的妥协条件,并告诉他,费曜正在率军日夜兼程返回东都。但是,费曜公然违抗右骁卫将军李浑和右候卫将军郑元寿的命令,不经卫府同意,擅自率军返回东都,不仅严重违反军纪,还等同于谋反,后果非常严重。当然了,若东都爆发兵变,费曜非但无罪,反而有功,反倒是命令他在通济渠一线主动击剿贼的李浑和郑元寿有动机不纯之嫌,只是,谁敢保证东都一定会爆发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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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赜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元文都,“凭韩相国的乌合之众能攻陷伊阙？韩世谔自小随父征战天下,是一员百战悍将,以他之战力,会在伊阙下全军覆没？难韩相国是淮侯再生？抑或韩信借尸还魂了？”

崔赜的眉顿时皱了起来,背心有些发凉。元文都这句话里所包的讯息太丰富了,丰富得让崔赜暗自惊凛。

元文都笑了起来,手抚白长髯,语双关地问,“听说,治书侍御史游元已返回黎,只是某有些不明白,他为何要在这个关键时刻返回黎？你既然信誓旦旦地说东都上就要爆发兵变,那么黄台公对东都局势也应该了然于,既然如此,他为何还任由游治书陷危境？为何置其生死于不顾？”

敢这保证的唯有崔赜,崔赜就在元文都面前拍着脯说,东都肯定要爆发兵变,东都有陷落之危,所以元文都合作的承诺之后,直言不讳地警告崔赜,“你对东都局势的预测如果错了,所有后果你一力承当。”

现在面对危局,崔氏在“坑”里只能束手待毙,而鲜卑人则在“坑”外极尽“讹诈”之能事,不但肆无忌惮的讹诈崔氏,还将从更多的政治势力手上讹诈更多的政治利益。此刻元文都突然提到游元其人,便是摆明了要敲诈勒索河北人了。

崔赜并未阻止,静静等待樊盖说完之后,问了一句,“秦王率军渡河而来,东都的确得到了支援,但河内那边的镇戍怎么办？如果有一支叛军乘虚而,乘机攻陷河内,兵临大河北岸,东都陷两线作战之窘境,则秦王必然顾此失彼,只能睁睁看着河内失陷,到那时河北失陷的罪责由谁承担？”

然而问题就在这里,你崔氏为什么让游元在兵变爆发之前返回黎？是不是有意让游元成为人质,这样河北人便能在兵变中一边冷旁观一边趁火打劫,牟取私利？你崔氏居心何在？

河内是东都北屏障,河内若失,则东都北防线门开,仅靠一条大河天险阻御不了叛军的攻击,反之,若河内守住了,东都不但北防线固若金汤,还能得到河内方面的有力支援,所以很明显,让秦王杨浩集中河内全力量卫戍东都北防线是最为稳妥之策。

现在京畿地区,与崔氏关系最为密切的军方将领就是河都尉、秦王杨浩和荥都尉崔宝德,但崔宝德远在通济渠,远救不了近火,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近在咫尺的河都尉秦王杨浩了。

樊盖苦笑,“你未能说服安昌公,也不能保证莘公信守承诺,如果秦王亦是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东都如何渡过此次难关？”

很显然,元文都对黎的状况很了解,也就是说,杨玄边可能有元文都的“线”,或者,杨玄的兵变同盟里就有鲜卑人甚至就有元氏弟,如此则能解释年初元氏和八姓勋贵为何非常“快”地让了越王府,“以退为”的策略在鲜卑人的手上玩得炉火纯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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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赜辞别元文都后,上找到了崔直,只说了一句话,“游元会给河北人带来灭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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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文都看来,既然崔氏知黎和兵变的关系,那么游元为崔氏的政治盟友也应该知,由此推断,关键时刻游元不顾生死毅然返回黎,极有可能代表河北人与杨玄“翻脸”,以帮助河北人与这场兵变彻底撇清关系,但杨玄在迫不得已之下,必然会以游元为人质,胁迫河北人在兵变初期持观望态度,否则杨玄的兵变队伍还没有壮大,河北人就如狼似虎般一哄而上,那麻烦就大了。

“形势危急,只能求助于秦王。”樊盖知崔赜肯定会从中阻挠,于脆直接向越王杨侗提这一建议,并详细阐述自己的理由。

“某再去劝说安昌公。”崔赜很固执,拒不妥协。崔氏已经陷皇统之争难以自,这次甚至有覆灭之危,所以无论如何都要给崔氏留些退路,预先署一些“后手”,而秦王杨浩就是崔氏的“退路”,就是崔氏的“后手”,不容有失,所以崔赜宁愿在这次危机中付惨重代价,也要保证秦王杨浩的安全,这是崔氏的“底线”,一步不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