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斯宾格勒在几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开始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两年之后，世界大战爆发，《西方的没落》的初稿也趋于完成。和大多数的德国人一样，战争期间，斯宾格勒的生活日趋拮据，时常连粮、衣和取等日常必需都难以维系。他也曾两次被召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来。他住在幽暗的小屋里，就着摇曳的烛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1917年，《西方的没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版却成了问题，在一个战争年代，谁能有足够的耐心去看这样一本艰涩而又令人沮丧的哲学著作呢？几经失败以后，1918年，临近大战结束之际，该书终于被维也纳的一家版公司所接受，初版仅印行了1500本。

在一开始，斯宾格勒对自己究竟该写什么，并无明确的想法，只是尝试写一些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通常都会写的东西：诗歌、戏剧和小说。不过很快，对历史和时势的使他对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他决计写一本题为《保守与自由》的政论著作，以讨论当时在欧洲所发生的各国际事件的意义。但是，随着思考的越来越，他到，在那些事变的背后，似乎有一超乎当下的历史必然在发生作用，而这一历史的必然又是与西方文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的命运”，这个短语犹如一灵光，令斯宾格勒顿时界大开，而1912年当他看到慕尼黑大学古代史教授奥托·泽克（ottoseeck）的《古代世界没落的历史》一书的书名的时候，“没落”一词更是令他灵光乍现，“西方的没落”呼之，并成为他那书的最后书名。

可以见，文化没落论并不是斯宾格勒的首创。实际上，那时，一方面伴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运用，另一方面伴随着军国主义的崛起和社会主义思的涌动，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的思想界，普遍弥漫着一文化危机和价值重估的倾向：价值现象学思想家舍勒，社会学家韦伯，历史学家特勒尔奇，诗人斯特凡·乔治，等等，他们都以一重的悒郁的笔调描述了黄金时代的远去和完整的消逝，并且一新的知识学倾向也在他们当中悄然兴起，历史学、宗教学、社会学、国民经济学、诗学，皆在价值重估的基础上对各自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行着历史主义的重构。然则，他们的文化没落论通常都回指着一个古代的时期，尤其是古典文化的没落，现代时期的价值危机只有作为一观念投才有其意义。只是到了斯宾格勒这里，“文化的没落”才成为现代时期的一个可见的图象而受到重视，斯宾格勒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引比较形态学的方法，通过对不同文化形态作观相的研究，来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没落的历史必然，而现代民主政治、军国主义、技术主义、大都市经济等等都作为现代西方文化（文明）的历史象征被编织到一个整的文化图象中加以说明。

亲在他上大学的那一年（1901年）去世，父亲死后，母亲便搬回老家布兰肯堡居住。1910年，母亲也去世，斯宾格勒继承了一小笔遗产，虽不甚丰厚，但足可以维持生计。一年以后，他辞去了汉堡的教职，那里的寒冷气候令他饱受偏痛的折磨，于是他移居到南的慕尼黑，决计在这里一个隐修的学者。照常理，这个时候的斯宾格勒该考虑个人情问题了，但我们没有有关他这方面的任何资料，只知他终未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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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无狂傲地宣称，他所要撰写的不是学院里以概念行逻辑推导的哲学，而是有关“我们时代”的哲学，这一哲学所阐发的有历史重要的观念，并不是“产生于”某一个时代，而是它自就“创造”这个时代。事实证明，斯宾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