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对于德国人而言，普鲁士传统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即便是在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仍有少数史家不为所动，逆而上，要在自然科学的领地之外为史学另辟一片天地，一方面针对旧的历史主义过分局限于政治史而调文化史的研究，另一方面则针对科学主义在经验的因果认识中寻求普遍的意志而调在理解和验的基础上重建历史科学和文化科学。李凯尔特（rickert）、狄尔泰（dilthey）、布克哈特（burckhardt）等等就是其中的中砥。

发展。第三，以民族史或国家史的观念取代世界史的观念。18世纪的史学著述中固然有吉本的《罗帝国衰亡史》这样的断代史力作，但在一般的史学观念中，人们更钟情于一世界主义的框架，因为那时的历史写作的一个共同理想，就是要寻找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照一个象的理原则将人类历史总地划分为几个时代或阶段，以描画一个简洁、清晰的世界历史图象。到18世纪末，这世界主义甚至演化为一西欧中心论，即以欧洲历史的发展程来编排和评判其他地区的历史。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史学中，这世界主义和西欧中心论逐渐演变为一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史学观，德国近代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兰克（他也受到实证史学的方法的影响）及兰克学派、以及兰克之后的普鲁士学派，都是这史学的代表。在这里，史学研究成为确立国家或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

浪漫主义史学得益于生学甚多，可也因生学而受到重挫。1859年，达尔文发表《起源》，迅即便有人将化论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历史的研究，已被浪漫主义史学所抛弃的步论原则重新得势：人类学应运而生，以化的直线框架去建构史前社会的图象；实证主义史学风行一时，信透过科学的方法，终可探得历史之真相；欧洲中心论与自由主义一步结合，视现今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最佳的政治选择。历史主义在科学主义的浪下背上空疏、浮夸的恶名。

我们更倾向于这样一看法，即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思想与其说是来自于跟同时代的一和互动，不如说是来自于一传统，来自于德意志民族历史观念中的一“血统”，这就是，调对历史的直觉，调生命对整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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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及，皆是（德国）史学界内的风涌动，那么，与世隔离、在大学建制内默默无名的斯宾格勒与这些有何关系呢？我们无从以实证的考索去探究这一问题，或从中得结论，说斯宾格勒受到了何人的什么观的影响，但我们需要明确一，斯宾格勒是在近乎与世隔离的状态下行《西方的没落》的写作的，故而，即便是受到了谁的影响，也基本上是通过阅读发生的。再者，从《西方的没落》本来看，斯宾格勒似乎对达尔文主义的实证史学的了解要超过他对同时代的与其观念相近的思想家的了解，例如，他对李凯尔特、狄尔泰就只字未提，对布克哈特也只是偶有提及，甚至为历史主义史学所钟情，且与他的循环史观甚为接近的维柯，在他的书中也不见踪影，倒是中世纪的乔基姆（joachim）的神学历史框架在他的笔下频频现。在同时代的人当中，为斯宾格勒所推崇和常常引用的，恰恰是一些有实证风格的史学家，如著名的东方学者和古代史家德华·迈耶尔，希腊史家伯洛赫（beloch），罗史家蒙森（mommsen）等。不过，这并不表明他的历史哲学的观念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在他的里，他们只是伟大的史学家而已。因此，当我们去考量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的观念的源的时候，更需要有一概观的光，而不是实证的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