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用“哥白尼发现”来称赞自己的系，显示了斯宾格勒对自己的世界历史观念的一个基本认识：要破除西方中心论的歧见，确立其他各文化在世界历史中的应有位置。也正是基于这样一观念，所以，斯宾格勒又称自己的“世界历史形态学”是“文化的比较形态学”。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一再调的，斯宾格勒在神上仍属于19世纪的人，甚至是19世纪中叶以前的人，这一注定会使他的“世界”视野于象的观念层面。而从斯宾格勒行历史透视的方法上说，他也不可能到对他者文化的真正的理解，因为他的观相方法恰恰是基于他所的西方的世界和生命意识，当他运用同源理论去类比其他文化的发展时期的时候，他其实是在用西方历史和文化的阶段去比附其他文化的形态。

斯宾格勒还指，虽则“古代－中古－近代”的三分框架在东方早期基督教的神学历史框架中就有所现，但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神学的历史是一基于二元论世界观的救赎的历史，而近代人的三分框架全然是一个直线发展的概念，前者是对神圣的世界秩序的秘密的一神秘窥视，后者不过是于神秘数字“三”的形而上诱惑而对它作的一无意义的滥用，如同前者是那个时代的人的世界的一现一样，近代人的框架也不过是西方神的一复现。并且，持有这一三分框架的史学家只是把“近代”设定为人类的目标、历史的终，至于这个目标或终到底是什么，每个思想家，从经院哲学家到当今的社会主义者，各自都有自己的一说法，各自都只需为那一传统的三分法想一些象的意义就心满意足了。其实，一旦我们祛除了幻影，打破了这一系的圈，立刻便会看到惊人地丰富的现实形式，看到生活及其所有的无限丰盈、度和运动。“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一直线型的历史的空壳……而是众多伟大文化的戏剧，其中每一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其母土中兴起来，并在其整个的生命周期中和那母土密联系在一起；每一文化都把它的材料、它的人类印在自的意象内；每一文化都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激情，自己的生命、意志和情，乃至自己的死亡。”

在今天，“古代－中古－近代”的框架作为一科学基础，已经耗尽了它的用，历史材料的数量的增加，历史视野的扩展，历史场景的变换，已经使得这一框架行历史编排显捉襟见肘，需要有一个全新的替代系了，这就是斯宾格勒自己的世界历史形态学系，他把自己的这一系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

四、文化的比较形态学

？假若可以这样，那中国的历史学家岂不也有理由建立另一个世界历史的框架，将十字军、文艺复兴、恺撒、腓特烈大帝等等只是一笔带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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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有比印度文化、比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象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我们说过，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亦即是一文化哲学，在《西方的没落》第二卷的第一章，斯宾格勒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文化诞生的故事，虽则这一章写得挥洒大气，但它除了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有关文化起源的神话式想象以外，思想上并无太多可取之。斯宾格勒首先给我们描述了生命的两情形：“大宇宙”和“小宇宙”，前者是“植”的生存，其本质特征就是现为节奏、方向、时间或命运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