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森（mommsen）明确地界定了西欧人对这类历史的态度，他说，“罗的历史学家”——特别地指塔西佗——“是这样一人，他们所说的东西最好是省略掉，而那必须要说的东西又被他们省略了。”

造来的，后来的罗人本不知有那么一回事。古典世界对“历史”这个词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来，那就是：有关亚历山大的传奇文学对严肃的政治史和宗教史，甚至于它们的史实，都产生了最烈的影响。古典人的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对历史作为一故事和历史作为文献作任何原则的区分。直至罗共和国末期，当瓦罗（varro）想把那正从人们的意识中迅速消失的宗教稳定下来时，他把神——对它们的崇拜被国家一丝不苟地遵从着——分为“确定的”和“不确定的”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对之还有所知的，一类是尽官方崇拜仍未中断，却已名存实亡的。事实上，瓦罗时代罗社会的宗教，亦即歌德甚至尼采（nietzsche）所纯真地复现过的诗人的宗教，主要地是希腊化文学的产，和当时已经没人能理解的古代实践几乎全无关系。

印度人把一切事情都忘记了，而埃及人则是什么都不忘记。因此，肖像艺术——它是传记的心——在印度没有人知，在埃及则实际上成了艺术家的唯一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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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文化中，我们看到了一全然非历史的心灵。它的有决定意义的表现就是婆罗门教的涅槃。没有纯粹的印度天文学，没有纯粹的印度历法，因而也没有作为有意识的神演之轨迹的印度历史。对于其文化的可见程——随着佛教的兴，它的有机阶段便告终结——我们知的甚至比古典历史还要少，尽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之间必定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两者都是以梦幻般的形态和神话式的人固定下来的。佛陀死后过了整整一千年，约在公元500年时，锡兰才第一次产生了隐约像是历史著作的作品，就是《大统史》（mahavansa）。

埃及人的心灵，其在结构上明显地是历史的，并对无限（infinite）有一原始的情，它把过去和未来看作是自己的整个世界，而现在（和醒觉意识是一回事），在他看来只是那两个无法测定的距离之间的一个狭小的共同边界。埃及文化是关切（care）的化——这是距离在神上的平衡——它对未来的关切就表现在工匠选用岗石或玄武岩作为原料上，表现在凿刻的案卷上，表现在严密的行政制度上，表现在溉网上；而这些必然与对过去的关切相切合。埃及人的木乃伊是最重要的一个象征。死者的因它而经久不朽，一如他的人格、他的“卡”（ka）通过肖像雕塑变成不朽一样，那塑像常常有多尊复制品，被认为可通过一超越的酷似而与死者相关联。

在对待历史之过去的态度和有关死亡的概念之间，存在着一刻的关系，这一关系就现在对死者的安顿上。埃及人否认速朽，古典人则在其文化的全象征中确证人的

印度人的世界意识是非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它甚至不能把某一个作者写一本书这个现象看作是一个有确定时间的事件。在他们看来，历史不是由特定的人写的一系列有机的著作，而是逐渐地现的一堆模糊的文本，每个人都自己的意愿往里添加东西，而诸如理智的个人主义、理智的演和理智的时代等等观念在这件事中本不发生作用。我们所了解的印度哲学——同时也是我们所拥有的全印度历史——就是这样一匿名的形式；而西方的哲学、历史则是由各别的书和人所组成的一完全确定的结构，拿它来和印度哲学比较一下，是可以给予我们一些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