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现；它消除了此前的文化的世界图景。在我们看来，它的成功就在于把所有古老的问题都还原为一个问题，即发生学的问题。确信所是即为已成atwhatisalsohasbe），确信自然的与可认知的东西是植于历史的东西之中，确信作为现实之世界是立足于作为可能被现实化的自我之上，确信“何时”与“多久”有着同“什么”一样的奥的秘密，这些都将直接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的一切，不论它还会是什么样，在任何时候都将是某个活生生的东西的表现。认知和判断也是活生生的人类的活动。过去的思想家把外现实看作是由认知和能动的理判断所产生的，但对于未来的思想而言，首要的是，它们全都是表现和象征。世界历史的形态学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普遍的象征主义。

由此而言，级思想想要把握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的诉求必将归于无效。真理之为真理，只是因为和某一特殊人类的关系。因而，我自己的哲学，只能够表达和反映西方的（不同于古典的、印度的或其他的）心灵，只能够表达和反映现存的文明化阶段的心灵，其有关世界的概念、其实践的范围以及其效用的领域，都将由此而获得说明。

十六

在结束这一导言的时候，我希望能加上一个个人的附记。1911年，我曾打算对有关当时的政治现象及其可能的发展所作的广泛的思考加以总结。在那时，世界大战在我看来既已迫在眉睫，亦是历史危机不可避免的外表现，因此，我努力想从考察前此各世纪——不是各年——的神发来理解这一历史危机。在行这一原本很小的任务的过程中，我不得不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要想有效地理解这个时代，那一基础计划所要考虑的范围就必须大大地扩展；像我所的这研究，要想使其结果成为基本上结论的和必要的，把自己限定在某一个时代及这个时代的政治现实中，或把自己束缚在某个独断的思想框架上，甚或本不去利用纯粹形而上学的和度先验的研究方法，那是不可能的。很明显，一个政治问题是不能单从政治本去得到理解的，并且在背后起作用的许多重要因素常常只能通过其艺术的表现来把握，甚或只能在科学的或纯粹哲学的观念的形式中远远地领会。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是介于两件大而突的事件之间的一段张而平静的时期，这两大事件，一个的表现是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它把西欧的现实图象固定了一个世纪，另一个至少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且正在明显地、越来越迅速地袭来——甚至对于这样一个时期作政治的…社会的分析，如果不从其所有方面去考虑至关重大的存在（being）问题，那这一分析在最后也将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同在自然的世界图象中一样，在历史的世界图象中，没有一件东西，不论其多么细小，不是在基本趋势的全总和中来现自的。因此，我原先的论题就大大地扩展了。有大量未曾预想到的（且基本上是全新的）问题和相互的关系全都涌现来了。最后，完全清楚了一：除非或者说直到世界历史本——它乃是作为有固定结构的有机的级人类的故事的见证——的秘密被澄清之前，任何单个的历史片断是不可能被彻底清的。迄今为止，这一工作还未开始，哪怕是开始一。

从此以后，各关系和联系——它们以前常常被揣测到，有时还会被接到，但从未被理解——将在这一越来越增厚的大中一一呈现。艺术的形式跟战争和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了。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方面，宗教概念与技术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