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被赋予形式的不是姿态和态度，而是能动。正如在中国和埃及，生命的价值只是就它的行为而论。由于有机的行为概念的机械化，导致了一般所理解的工作的概念，那是浮士德式的作用力的文明化的形式。这德，这持要赋予生命最能动的、可以想象的形式的倾向，乃是比理更大的东西，它的德规划——尽它们从未受到如此礼遇，获得如此内在的信任和如此烈的拥护——只有就它们存在于、或是错误地以为就存在于这作用力的方向上而言，才是有效的。否则，它们就仍然只是单纯的语词。我们不得不在所有的现代主义中区分两东西：一是大众方面的闲适（dolcefarniente），及其对健康、快乐、自由自在以及普世的和平—

我们再次把社会主义（与同一名称的经济运动无关）当作文明的理学的浮士德式的例证评说几句。它的朋友认为它是未来的形式，它的敌人则把它看作是堕落的标志，两者都同样是对的。我们全都是社会主义者，不是否意识到，也不是否于自觉。甚至对它的抵抗，也要用它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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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且同等必然地，所有晚期的古典人都是不自知的斯多葛主义者。整个罗民族作为一个实，有一斯多葛式的心灵。真正的罗人，虽则是斯多葛主义最定的反对者，可比起希腊人，也是更严格的斯多葛主义者。基督诞生前几个世纪的拉丁语是最有力的斯多葛式的创造。

理社会主义是最有可能在目标的方面达成一生命的；因为生命的那被觉为时间和命运的有方向的运动，一旦僵化以后，便会采取一有手段和目标的心智机的形式。方向是活生生的，目标是死的。情洋溢的前的能量一般地是浮士德式的，而机械的残余——“步”——则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两者的关系犹如与骨骸的关系。也正是两者的一般品质，使社会主义跟佛教和斯多葛主义区分开来；佛教和斯多葛主义，连同它们各自的涅槃和不动心的理想，跟社会主义一样，在设计上也是机械的，但它们对后者的动力学的扩张能量、后者的追求无限的意志和对第三向度的激情一无所知。

不理社会主义在前景中的外观如何，它都不是一个有关同情、人、和平和情的关切的系，而是一权力意志。对它的其他任何理解都是幻觉。它的目标彻彻尾地是帝国主义的；它所讲的福利，是扩张意义上的福利，也就是说，不是病人的福利，而是应该被赋予且必须被赋予行动自由的力旺盛的人的福利，不有没有财富、和传统的障碍。在我们西方人当中，情的德，以快乐和有用为指归的德，决不是终极的本能，不论我们怎么说服自己。康德必定是德现代的领袖和前驱，他（在这个方面他是卢梭的学生）从他的理学中排除了同情的动机，提了“行动，以便……”的公式。这风格的所有理学所表达的和意表达的，就是追求无限的意志，这意志要求征服暂时、现在和生命的前景。取代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德行”的号，我们甚至在培时代就有了“知识即力量”的号。斯多葛派如其所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世界，但社会主义者想要在形式和实质上来组织和重塑世界，想用他自己的神去填充世界。斯多葛派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社会主义者则是对世界发号施令。康德要让整个世界有他的观的形式，由此把“纯粹理批判”的观念移到理的领域。这就是范畴律令的终极意义，他在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事务中都引了这律令——仿佛你所实践的箴言，经由你的意志，已成为所有人的定律。这一专制的倾向，甚至在时代最浮表的现象中也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