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我问她：“可你为什么总和这些人在一起呢？”她回答我，“妈妈，我觉得他们可怜，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打交道，可是他们需要人帮助的呀，要是有人跟他们聊几句，他们可高兴了。”克丽斯蒂娜有副好心肠。今天我才知道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天晚上，那正好是一周的中间，她回家很晚，快11点了。她对我说：“妈妈，求求你，别生气。我和一些伙伴到青年吸毒接待站去了。在这些地方，人们和吸毒者谈话，试着挽救他们。”她奇怪地轻笑了一下，补充说：“就是这样。要是有朝一日我吸上了毒……”我吓坏了，盯着她。“啊，我不过说说而已——对我，这不是个问题。”“那戴特莱夫呢？”我问。她气冲冲地说：“戴特莱夫吗？没问题，他就差干这个了！”

这是发生在1976年底的事。从这天起，我有所怀疑，但我克制住了，而且我也不相信我的男友的话。他当时坚信克丽斯蒂娜在吸毒，用什么打赌都行。但是我什么都听不进去。作为一个母亲，要她承认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失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很固执：“不会的，我的女儿不会这样！”可我还是试着约束她。但我明白地命令她回家吃晚饭，她没回家。我能怎么办？我到哪里去找她？即使我不是那样善于克制自己，我也永远不会想象到是在地铁站。我挺高兴，因为快9点钟的时候，她给我打来电话：“别着急，妈妈，我马上就回去。”

有的时候她也听我的话。我听到过她在耳机里几乎是骄傲地对她朋友说：“不，今天我不出去了。家里不答应。”好像这并不使她不高兴，这种矛盾确实很奇怪。一方面，她不服管教，肆无忌惮，根本没办法和她谈话；另一方面，当你给她描绘出清晰的行为准则时，她好像也愿意遵循。不过，这时候已经太晚了。

真相大白是在1977年1月末的一个星期日，那真是可怕。我想进浴室，门却锁着，这在我们家是不平常的。克丽斯蒂娜把自己关在里面，而且不开门。这时候我明白了，一下子明白了，一直到这个时候，我一直在自己骗自己，只是我还不能立即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我用力地敲门，但克丽斯蒂娜就是不开门。我觉得自己像疯了一样，我求她开门，我骂她，最后，她开了门，跑了出来。我在浴盆里看见一把烧黑了的勺子，墙上有些血点。这就是证据，这就是证明，正像报纸上所描述的那样。我的男友只说了一句：“现在你相信了吧？！”

我跟着她进了卧室。我对她说：“克丽斯蒂娜，你干了些什么呀？”我彻底地垮了。全身颤抖着，我不知道是哭好还是喊好。但是，首先我得和她谈谈。她悲悲切切地哭着，也不看我。我问她：“你注射海洛因了？”

她没回答我，她呜咽着，说不出话来。我用力拉直了她的手臂，看见了痕印，两只胳膊上都有。但还不显得可怕，皮肤没有变成蓝色，只有二、三个针孔，包括最后一针在内。还不能说明什么，只不过有点发红。

她眼泪汪汪地承认了，在此时此刻，我想：“我要死了。”我觉得我真的想死。我这么失望，连思维的能力都没有了。脑子里空空如也。我说：“现在可怎么办呀？”我真的向克丽斯蒂娜提了这个问题——我彻底地失望了。

这是沉重的打击，是我总是想避免或尽量地拖得迟一些的打击！但是，应该说当时我并不了解吸毒者的症状。克丽斯蒂娜并不显得疲倦，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她快活而精力充沛。在此之前的几个星期中，我仅仅注意到有时候她回家晚了，就直溜到她自己的房间里去，我把这看作是她因为迟归而心有愧疚。

当我平静一些之后，我们考虑了能够干点什么。必须让他们戒毒，不然的话，迟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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