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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戴特莱夫去“音响舞厅”转了一圈,很久以来这是第一次。他在舞池里扭动,我则坐在售桔子汁的机器旁。它上面有个孔,我凑近吸孔,把两根吸管插进孔里,开始吸桔子汁,我眼睛发花,直要呕吐。我走进卫生间。
我转回来时,碰上一个经理,把我当成可恶的吸毒者,命令我跟他走。我很害怕。他抓住我的胳膊,拖着我走,又拉开一扇屋门,里面放着饮料箱,还有一把酒吧间的高脚圆凳。
我立刻明白了。别人给我讲过这里的内幕。他们把吸毒者和不受欢迎的人脱光衣服,绑在高脚凳上,然后打一顿,有时用鞭子抽。我听说有些家伙在“音响舞厅”挨揍后,需要住几个星期的医院,有几个人甚至颅骨被打碎。这些不走运挨了一顿打的人甚至连抱怨都不敢。这些该死的经理们是暴虐狂,同时也为了不让吸毒者再到他们店里来,因为警察经常威胁他们要关闭“音响舞厅”。显然那些跟他们睡觉的吸毒者不会挨打。这个“音响舞厅”是一个可耻的夜总会。假如那些父母们知道在“欧洲最现代化的迪斯科舞厅”所发生的一切,该怎么样呢?那里面的人怂恿年轻人吸毒,一些青少年落人这帮以淫乱为业者的手里是常事。‘一看见这个阴森的仓库,我害怕极了。我拼尽全身的劲儿,从那家伙手中挣脱胳膊,向门口冲去。我已跑到街上,他还没有追上我。他抓住我往一辆小汽车上撞。我没感到撞击得多狠。我想起了戴特莱夫,很为他担心。他们知道我与戴特莱夫是一道来的,他进舞池后,我再也没见着他,他大概完全沉醉在舞场上了。
我跑进一个电话亭给警察打电话。我解释说我的一个朋友正在“音响舞厅”里面挨打。警察很高兴得到这个消息,终于有理由关闭“音响舞厅”了。他们像蓖头发一样仔细搜了一遍屋子,没有发现戴特莱夫。我于是打电话给沃尔弗。戴特莱夫早已回去睡觉了。
警察警告我不准再开类似的玩笑。我回到家里,相信毒品大概正在使我发疯。
被抓过几次之后——这是他们带给我的惟一的收获——我又被召到罪犯管教所,歌德街314号办公室。我没有忘记这个门牌号码,我常进这里……
我放学后,回到家里。打算在去见警察之前,先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如果我神情恍惚,就不在乎他们了。可是我没有柠檬,因为可卡因看上去不太干净。当时,可卡因掺假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已经被倒过好几道手,批发商、中介人、零售商,为了赚钱,每人都往里掺假。
怎么溶解掉这些含脏物的可卡因呢?很简单,我拿来醋。它是酸性。我立刻把醋倒进装有可卡因粉未的勺子里。我倒得大多了,因为我舍不得扔掉可卡因,我把溶液全都注射了。
它的劲儿太大了。我整整一个小时之后才醒过来,针头还插在我的膀子上。我的头剧痛,根本站不起来。这回可好,我要死了。我躺在地上哭。我害怕。我不愿意就这么一个人死去。我爬到电话机前。我至少用了10分钟来拨我妈办公室的电话。我对她说:“妈妈,我请你快来,我要死了。”
妈妈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我总感到脑袋要炸似的。但我咬紧牙关。我对我妈说:“我还没有断气。”
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她显出一副可怕的绝望的神情。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我。我忍受不了这种悲哀。绝望的目光。它使我的头更疼。
过了一会儿,她问我想要什么。我说:“要草莓。”于是她出去,拿回来满满一篮子草莓。
那次我真的以为我彻底完了。那并不是由于过量,而是醋的缘故。我全身都动弹不了,四肢不听使唤。这些感受都跟那些死去的人所经过的一样。他们注射毒品后,也曾多次晕倒过。就这样,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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