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丽斯娜显得心甘情愿。尔曼先生负责手续，而且行得很快。我们见了神病医生和社会安全医生。尔曼先生拿着诊断证明去见我的前夫，劝说他在自愿申请床位的申请书上签字。这样，我就能把克丽斯娜领到神病医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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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因为用毒成瘾便对像克丽斯娜那样的年轻人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克丽斯娜没伤害过别人，她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谁能审判她？更不用说谁都知监狱是治不好白面鬼的。

多么漫不经心！这

起诉书的宣读更加了我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我找儿童监护门，向他们介绍了所有的情况。从我在各理门奔来走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讲话。负责我这件事的社会工作者尔曼先生也认为最好让克丽斯娜远离柏林。在把对她的监护权归我之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由他来照此事，到一家治疗中心去找床位。我的前夫会很容易地同意的，这肯定无疑。我到，至少这次人们不是空许愿，尔曼先生真的把克丽斯娜的事挂在心上了。

我知片刻都不能等，上就得把克丽斯娜送到我自己家中去，但她父亲不同意。因为克丽斯娜正生活在他的屋下面，他就取得了对她暂时的监护权。我说服不了他，他不能理解我。可能他没有我的经验，也可能他不愿承认他的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克丽斯娜因犯麻醉品法而被控告的通知，这是反麻醉品警察署的西克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依她之见，我没有什么自责的：“怎么办呢？谁要想注，他就注——每个毒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知很多毒者都像克丽斯帝娜一样，于正派的家，却受审。她劝告我，不必自寻烦恼。

半个月之后，她被转到鲁夫·维尔那医院去治疗她上的霉菌。我认为波尼·朗斯的人不该让一个有毒品瘾的孩任其所为，应由他们在途中监督她并且到鲁夫·维尔那医院继续照料她。但他们却宁愿只把她送到为止，然后，就没他们的事了。这样，她逃起来就没有丝毫的不便了。

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丽斯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了。

当看到为指控克丽斯娜而收集的罪证中有一小包在她房间中找到的海洛因时，我被刺伤了。这是我找到的，在疯狂中我把这个用电话告诉了西克夫人。她请求我——虚伪！——给她寄去行化验，我当然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发现有朝一日会用来指控自己的女儿。这个西克夫人还向我说：“别写邮寄者的姓名，这样，别人就证明不了什么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是克丽斯娜。她刚从反毒品咨询回来。她疲力竭，带着海洛因，大谈她要过量用毒来自杀。我先是让她安静下来，让她睡下。接着，我打电话给尔曼先生，他很快就到了。于是，和克丽斯娜一起，我们3个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她先到神病医院住上几天，实行戒毒，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治疗组织去（在此期间，或者由反毒品组织，或者由尔曼先生为她找一个床位）。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惟一的办法是把克丽斯娜带到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时间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丽斯娜的生命担忧，但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而在普西死后，我就没有一分钟的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