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业说当然记得，说着就哼起来。又说，现在好像还是它呢。

几乎都原样在那儿。当年接待过我的人，有的不知去向，许多都死了，他们没有我活得长。在一次聚会上，我突然想唱俄苏歌曲，我就唱了。唱了几首之后，发现他们反应很陌生，一问，在场的许多中青年，居然不知我唱的是什么歌，小路啊，灯光啊，列宁山啊，他们说没听过呢。他们唱摇，唱爵士，唱新一代行歌曲，那风格和我所知的俄苏歌曲太不一样了。后来，一位老作家对我说，我唱的那些歌，他都知，但是他不愿意听到它们。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会让他想到一些非常不愉快的事情。我这才知，对于这些歌，我和他们的受是不一样的。我们只是唱到了情，战斗，优的旋律，我们是在唱我们自己的苏联歌曲。当年收听苏联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开始曲还记不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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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老师说，这是一首很有名的歌，歌词中有这样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能像这样自由地呼……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多么豪迈、多么令人向往的境界。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旋律背后，可能就是一段郁甚至恐怖的经历。就像如今西方人看样板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古老的东方艺术形式，对于我来说，它的一阵锣鼓，一段唱腔，都会让人想起文革中的那些日，那些难忘的细节。但是对于那些在样板戏的乐声中长大的人来说呢，那些旋律那些唱腔，那一招一式的动作，可能就记录着他们儿时的一段生活场景，那些场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是快乐的甜的。就像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可以非常冷静非常犀利地批判斯大林的专制，批判俄苏政治文化对于中国大的负面影响，但是那些俄苏音乐，那些红音乐，在你情绪中所产生的微妙作用，是不可以用理来控制它的。我想，这时候，对一个的人来说，这音乐，其实只是一卷磁带，它记录着你的一段生命岁月。这里，就现了一双重的悲剧，我们连自己个人的情绪记忆，都附着在一无不在银泻地般的意识形态文化上了。我们竟然没有我们自己的纯正的洁净的文化载，来记录下我们的生命。没有，真是一都没有，净净啊。其他国家有，包括那些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都有，它几乎在每一个时期，都有作家艺术家们留下的自己的声音，永远闪烁着人光辉的声音，诗歌，音乐，小说，雕塑，戏剧……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还有刚才的肖斯塔科维奇……许多年之后，他们不必像我们一样，尴尬地，暧昧地，酸甜苦辣地从你刚才说到的那一类艺术中，唤起自己的记忆，寻找自己的生命过程。不多么恐怖，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文化记忆。我曾想过，我自己在那样的苦难中，为什么不会写下贝加尔湖这样的诗与歌，让我多年之后来唱它呢？我们那样多的作家艺术家，又有谁在那些苦难的日里写下过自己的苦难，人民的苦难，让人们今天一唱起它，便能够切地记住我们苦难的历史，而不至于太过轻浮地遗忘呢？这一切，是比苦难本更苦难的一件事。他们的记忆，是用自己的血写在大地上的；我们的记忆，是别人用刀刻在我们的伤上的。数十年来，我们失去了表达苦难和忧伤的能力，失去了表达的能力，我们只有一些代用品，有些甚至是荒唐的代用品。

卫老师说到这里，脸就黯淡下来，说，达提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哼哼曲唱唱歌的小事，其实真是一个大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港台三歌星的商业演能占领舞台，而那些真正能够表达个人或大众痛苦与希望的歌却没有办法唱来。今天，当我们不得不一再从旧有文化中寻找资源的时候，我们无意间也在化某旧有意识形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