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来说是战略要地，既能牵制夔东，又能抵挡川中明军，预防明军经四川陕西，威胁北京。但重庆兵不足。粮不丰，师亦被不大，只能守着这座城，并没有实际的击能力。

但对明军来说，拿下这颗钉，便可渡江继续向北，由保宁汉中，威胁甘陕，从而开辟西面战场。

此时。匡国公熊率五千明军、两万西土兵已经遵义，过桐梓，向重庆近。而川中的明军由晋王李定国率领，宜宾，走泸州，陆并，沿江而上，兵锋也指向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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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天平急剧倾斜。而清廷调兵遣将，尚求一逞。还没有收缩示弱的表现。其结果便是战略要太多，兵力不敷使用，难以形成对明军的优势。而明军则目的明确，或牵制，或佯攻，或威胁。或主攻，始终在局的主攻方向上占有明显的兵力优势。

更重要的是民心向背，这一恰恰被清廷所忽视，或者说是视而不见。湖广总督报告：“闻浦圻一带山中百姓。俱行蓄发，通逆贼，今大兵剿，前有贼营，后有逆民，殊为不便。”又据兵侍郎温岱报告：“贼兵未到，而江西等省人民，反叛于建昌、饶州等地，抗敌满洲官兵。”各省特别是明军所到之，都有大量的汉人百姓参加。

最后连清廷也不得不承认：“各省兵民，相率背叛”。这情况，同当年清军关时如同在敌国中没有什么两样！显见清政权统治二十年，并未得人心。清廷讳莫如，但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在越来越浩大的反清队伍中，不乏被胁从之人，但从民心而言，反对清朝异民族统治和痛恨地方官府的贪污**，是符合多数民众愿望的，就给这场战争蒙上了重的民族斗争的彩。

清廷急调动分遣各地军队，意图凭借长江天险，以荆州为中心，重布列在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与长江南、山东、河南个别地区互有延伸错，形成一颇为严密的军事攻守防线。

设想很好，但朱永兴不是吴三桂，他不会顿兵不，不会给清廷调兵遣将，重新布防的时间。清廷要以荆州为中心，他亦是针锋相对，动各明军，加行动，兵锋直指荆州。

“贼势甚炽，我兵力单”，“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贼势益猖獗，我军未集，难以抵挡”，“据守颇，难以取”“贼船上下江中，恐陆齐犯荆州”………

当类似内容的告急奏章接连不断地送到清廷，令辅政大臣焦烂额之时，朱永兴指挥着十余万陆大军连战连克，势如破竹，横扫湘西北、鄂西南，他大张王旗，亲抵松滋督战。其时，留守夔东的两个独立师并长江师大陆并，沿江东下，攻克宜昌后，也赶来会合。

此时，荆州清军已达三万，有从武昌赶来的绿营兵，还有都统觉罗朱满、一等侍卫毕桑阿等率领的满蒙增援队，而主将则由靖寇大将军勒尔锦担任，他手下亦有满汉官兵数千。

从努尔哈赤建国，直到清关后，都以皇帝的兄弟侄作八旗旗主，掌兵权，汉官汉将只能作副职。现在，清廷仍遵传统作法，选任各方面军的统帅，都是皇室的人。这些皇室贵族对清廷的忠诚是不用说的，但他们养尊优，缺乏作战经验，却是清军的一个致命弱。

如勒尔锦、贝勒察尼等，只知敛取地方督抚司县官财，“希图回家为富足之计”；简亲王喇布自到江西，就呆在南昌，不敢战；信郡王董鄂胆小如鼠，听闻明军长江师沿江西，竟躲在江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