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恺撒、腓特烈大帝等都无足轻重，只要一笔带过。从形态学的观看，我们的18世纪凭什么要比它之前的六十个世纪更为重要？把短短几个世纪且完全局限在西欧的“近代”历史同上下数千年的“古代”历史对立起来，并且还把大堆的前希腊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积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审查，也不加整理，仅仅是作为附录，这样不是极其荒诞可笑吗？这决非夸大其辞。为了维持此一苍白无力的框架，我们不是已经把埃及和比——它们各自都有一个独立自足的历史，与我们的从查理曼到世界大战的所谓“世界历史”相比，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列为古典历史的序幕了吗？我们不是装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把印度和中国文化那广而复杂的内容都贬抑为脚注了吗？至于伟大的洲文化，我们不是借它们不“相称”（与什么不相称？）而整个地加以漠视了吗？

对于这一行的西欧历史框架——它使那些伟大的文化全都绕着以我们为所有世界事变的假想中心的轨运行——最恰当的称名莫过于历史的托勒密系（ptolemaicsystemofhistory）。在本书中，我将提一个替代的系，我认为可以称之为是历史领域的哥白尼发现，因为它不认为古典文化或西方文化有比印度文化、比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更优越的地位——它们都是动态存在的独立世界，从分量来看，它们在历史的一般图象中的地位并不亚于古典文化，而从神之伟大和力量之上升方面来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

七

“古代…中古…近代”这一框架的最初形式是麻葛式（magian）的世界的产。它最初现在居鲁士（cyrus）以后的波斯教和犹太教中，它从《但以理书》有关世界四纪efour）的宗教中，尤其是在诺斯替系（gnosticsystems）中发展成为一世界历史。

这个重要的概念，虽然将其心智的基础局限于狭窄的限度内，其本却是无可指责的。印度的历史甚或埃及的历史都不包括在其主张的范围内。对于麻葛式的思想家来说，“世界历史”这个表达意味着一幕独特的、最富戏剧的戏剧，其舞台迤逦于希腊至波斯间的大陆，在这戏剧中，东方那严格的二元论世界不是表现在同时代形而上学的诸如“灵魂与神”、“善与恶”这类两极的概念上，而是表现在有关世界的创造与世界的衰灭之间的时代变迁的灾变形象上。

我们发现，一方面在古典文学中，另一方面在圣经（或这一特殊宗教系的其他圣书）中得以稳固的那些要素，没有一个不现在这一图象中，这一图象代表了（例如《旧约》和《新约》就分别地代表了）一个极易了解的对抗，如非犹太人与犹太人、基督教与异教、古典与东方、偶像与教条、自然与神等之间的对抗，可是，它有一个时间的意涵meconnotation），即在这一对抗的戏剧中，一方总要胜过另一方。历史的时代变迁由此披上了宗教“救赎”这一富有特的外衣。总之，这一“世界历史”的概念是狭隘的、有地域的，但在其限度以内，又是合乎逻辑的和完整的。因此，它必然地只能是这一地域和这一人类所特有，不能有任何自然的延伸。

但是，在西方的土地上，在“古代”与“中古”这两个时代之外又加上了另一个我们称之为“近代”的时代，由此第一次使历史的图象获得了发展的外貌。东方的图象是静止的。它所呈现的是一独立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