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简单来说，有两对待古典的方法——唯论的和观念论的。前一方法认为，天平一端的下沉是因为另一端的上升，并认为这现象是万古不变的（真是一个惊人的定理）；在因与果的这一并置中，我们自然会发现，社会的和别的事实，以及所有事件中纯粹的政治事件，都被当作是因，而宗教的、智力的（如果唯主义者承认它们是事实的话）艺术的事实则是果。另一方面，观念论者认为，天平的一端的上升是由于另一端的下沉，他们当然也能同样确地证明这一说法；这样一来，他们就沉湎于拜、秘仪、习俗，沉湎于颂歌与诗句的秘密，而对平凡的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这乃是不完的尘世的一难如人意的结果。双方都死盯着因果关系，都认为对方或是不能或是不愿理解事的真正联系，每一方最后都骂对方盲目、肤浅、愚蠢、荒谬或无聊、离奇或庸俗。如果有人研究希腊的财政问题，不告诉我们德尔斐神谕的奥意义，却向我们描述神庙祭司用聚敛的钱财行金钱易的远影响，观念论者一定会大为震惊。反之，对于不去为古代阶级斗争写一本充斥着时髦字的书，而浪费情去研究仪式的繁文缛节和阿提卡青年的服装的人们，政治家亦会对之发傲的微笑。

本章尚未读完,请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从未有一文化是由它的伟大作家如此不完整地呈现给我们的。另一方面，第一类人主要是依据法律资料、碑刻、钱币等索然无味的材料（布克哈特和尼采十分看不起这些东西，因而使自己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来支持自己的观，因此常常不顾或无视真理和事实而把幸存的文学看作是次要的东西。结果，甚至在批评的基础方面，双方都不能认真地对待对方。我从未听说过尼采和蒙森彼此有过哪怕一丝丝的尊重。

前一类人从彼特拉克开始就有了征兆；这类人创造了佛罗萨、魏玛和西方古典主义。后一类人是在18世纪中叶伴随着文明化的、经济的世界都市市民的政治（economic…megalopolitanpolitics）的崛起而现的，因此英国是它的发祥地［格罗特（grote）］。归结底，这是文化人（culture…man）的概念与文明人（civilization…man）的概念之间的对立，这一对立太固了，它实质上太合乎人了，因而两角度的弱双方都看不到，也无法克服。

十一

在这一上，唯论者本即是唯心论者。他的观同样是建立在他的希望之上的，尽他并不愿意也不指望如此。事实上，我们所有最优秀的心灵在古典的图象面前无一不是谦恭地低下，唯有在这里，他们才会放弃他们无有拘束的批评的功能。古典研究的自由和力量常常受到某近乎宗教的敬畏的扰，这敬畏也使得它的史料被得模糊不清。在所有的历史中，再没有一文化狂地崇拜另

但是，这两类人都未获得更超的研究方法，能使与之相反的标准化为灰烬，尽这本是他们力所能及的。他们自己限制了自己，从自然科学搬来了因果原则，从而付了代价。他们不知不觉地走到了实用主义，略地复制理学所描画的世界图景，并且不是揭示、而是隐埋和混淆了质截然不同的历史形式。他们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大堆的史料受得住严格的、标准的检验，他们只能把一堆复杂的现象看作是主要的和可作原因的，而把另一堆复杂的现象看作是次要的和可作结果或效果的。求助于这一方法的不只有那务实派（matter…of…factschool），浪漫主义者也是一样，因为从他们的朦胧的目光中看不历史的特殊逻辑；可是他们又觉得历史中有一内在的必然决定了它如此这般，他们没有像叔本华那样，失望之余便背对着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