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我最后终于清晰地看到了那解答就摆在我的前，那解答是概观的，有丰盈的内在必然，且是从一个原则引申来的——这原则尽可以发现，却从未被发现，它从我年轻时起就纠缠着我、引着我、折磨着我，使我觉得它就在那里，必须加以解决，但又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从一个几乎可以说很偶然的机会开始，我写了现在的这本书，试图对一新的世界图象给一个临时的表达。正如我所知的，这本书有着初次尝试的一切缺，不完整，其中自相矛盾的地方当然也在所难免。不过，我确信，书中对一个观念给予了不容争辩的阐述，这一观念一旦清楚地说来了，就会（再重复一次）无可争议地被接受。

首要的是，这一哲学在那里发现了历史和自然的对立，唯有通过这一对立，才有可能把握历史的本质。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作为世界的一个因素和代表，不仅是自然的一员，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员——历史是结构和质都不一样的第二宇宙，形而上学为了第一宇宙而整个地忽视了这第二宇宙。我最初想到去反思我们的世界意识中的这一本的问题，是由于注意到，当今的历史学家们在围绕实在的事件即已成的事笨拙地摸索时，却自以为已经把握了历史，把握了事变，把握了生成本。这是一偏见，为一切从理和认知发而不从直观的知觉发的人所共有。而且它还是很久以前伟大的利亚学派（eleatics）产生困惑的源，依据他们的学说，通过认知可知，本就没有所谓的生成，而只有存在（或已成）。换句话说，历史应被看作是自然（理学家的客观意义上的自然），并要据此来对待它；并且，我们必须把这样一个有害的错误法归于这一观，这错误法就是把因果原则、定律原则和系原则——亦即僵死的存在的结构——运用于事变的图象中。人们以为人类文化的存在就像电或重力的存在一样，以为可以用和分析后者同样的方法来分析人类文化。科学研究者的习惯被人们情地视作典范，尽不时地有学者问到什么是哥特式、伊斯兰或城，但从来没有人追问过为什么这类活生生的事的象征恰恰会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以那形式、在那段时间里不变地现。历史学家只要一遇到广为分散的历史现象之间那数不胜数的相似中的某一，就总是满足于简单的罗列，然后对那重合的奇迹俏地说上几句，例如把罗得岛叫作“古代的威尼斯”，把拿破仑叫作“近代的亚历山大”，等等；殊不知正是在这些地方，命运问题作为真正的历史问题（亦即时间问题）走到了前台，需要我们尽可能严肃地从受科学调控的观相学（physiognomic）方面加以对待，为的是发现那奇妙地组合在一起的必然——与因果关系全然不同——是如何运作的。每个现象事实上（ipsofacto）都隐着一个形而上之谜；那些现象现的时间绝不是不相的；一直以来有待我们去发现的是，在世界图象中存在着何活生生的相互依存关系（与无机的、自然律的相互依存关系全然不同），从整的人而不仅仅是（如康德所认为的）从人的认知分辐来的是什么；一现象，不论是宗教或艺术的最创造，抑或仅仅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不仅是一个需要理解的事实，而且是神的一表现，不仅是一个对象，而且也是一个象征——所有这一切，从哲学上看，全都是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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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本书比较狭义的论题是要分析目前正在全球扩散的西欧文化的没落，但希冀的目标却是要发展一哲学，以及这一

因为它把它在各个特殊领域所发现的所有真正活生生的倾向——不论它们的目标是什么——都整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