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这一重要的、且在结果上最富成效的概念，是歌德首先提来的（他经由这一概念发现了人的上腭的颚间骨），而由欧文（owen）运用到严格的科学形态中；我们也要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我们的历史方法中。

大家知，对于人脑的骨结构的每一个分，在直至鱼类的所有脊椎动上，皆能找到一个确切的对应分，鱼的鳍，陆栖脊椎动的脚、翅膀和上肢，皆是同源的官，尽它们已完全没有了相似之。陆栖动的肺，生动的气，亦是同源的，而肺与腮在另一方面说是同类的——就是说，在用途方面它们是相同的。还有，那一训练有素的和刻的形态学见——它要求建立这区别——是一个与目前的历史研究方法完全不同的东西，后者只是对基督与佛陀、阿基米德与伽利略、恺撒与华斯坦（wallenstein）、不加区分的德国与不加区分的希腊，加以肤浅的比较。随着我们的讨论越来越清晰，我们将认识到，一当严格的形态学方法得到了理解和培植，就可以有大量的观提供给历史的慧。在此我们只提供几个例。同源的形式有如：古典雕刻与西欧弦乐、第四王朝的金字塔与哥特式教堂、印度佛教与罗斯多葛主义（佛教与基督教甚至连同类都算不上）；中国的“战国”时期与埃及的喜克索时期和罗的布匿战争时期；伯里克利的时代与倭亚王朝（ommayads）的时代；《梨俱吠陀》（rigveda）时期与普罗提诺和但丁时期。狄奥尼索斯运动与文艺复兴是同源的，与宗教改革是同类的。对于我们而言，正如尼采正确地说的：“瓦格纳是现代的缩影”；而古典的现代在逻辑上必定存在的对等便是帕加的艺术。（这认识历史的方式中富有成效的一个基本观，可以从研究本卷末尾所附的图表而获得。）

把“同源”原则运用于历史现象，可带给“同时代”（contemporary）这个词一个全新的义。我所谓的“同时代”，指的是两个历史事实在各自文化的真正相同的——相关的——位置发生，因此，它们有真正等同的重要。我们已经说明了古典数学和西方数学完全同步的发展过程，我们不揣冒昧地把毕达哥拉斯描述为笛卡儿的同时代人，把阿基塔斯描述为拉普拉斯的同时代人，把阿基米德描述为斯的同时代人。还有，奥尼亚风格和罗克风格的发展程也是同时代地（contemporaneously）行的。波吕格诺图斯（polygnotus）与朗、波利克勒斯与赫在时代上是匹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尤其是走向文明的转折，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同时地现的；在古典文化中，这最后一个时期应当提到腓力和亚历山大的名字，在我们西方文化中，则应提及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名字。亚历山大里亚、格达、华盛顿的建造也是同时代的；古典时期的钱币和我们时代的复式薄记，第一代僭主统治与投石党运动efronde），奥古斯都与始皇帝（shih…huang…ti），汉尼与世界大战，这些都是同时代的。

我希望说明的是：在宗教、艺术、政治、社会生活、经济、科学等方面所有伟大的创造和形式，在所有文化中无一例外地都是同时代地实现自和走向衰亡的；一文化的内在结构与其他所有文化的内在结构是严格地对应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记录的有刻的观相重要的现象，无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记录中找到其对等；这对等应当在一富有特征的形式下以及在一完全确定的编年学位置中去寻找。同时，如果我们想要把握诸事实的这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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