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是既成的命运，是创造无机、且以理的形式作为模型的命运。命运本（康德以及理的世界系的其他所有建造者，皆以沉默的方式将它轻易打发了，因为他们的装备都是一些象，本不能摸到生命）则超越了且外在于所有被理解的自然。不过，存在本即是源，只有它能赋予僵死的因果原则以机会，去在后来的文化戏剧的鲜活的和历史的场景中把它当作某一独断的思维的化加以描绘。古典心灵的生存，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方法的表象的条件，浮士德式的心灵的生存则是顿的方法的表象的条件。我们完全可以认为，这些文化都不能产生自己的自然科学，但我们不能认为，它们的系没有其文化的基础。

在此，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生成和既成、方向和广延是如何地相互包容、相互依存，而我们正是因此而在历史的或“自然”的中心的。如果历史就是所有既成之与生成过程在其中得以吻合的那世界秩序，那么，科学工作的成果就尤其（interalia）需要这样来理；而事实上，对于历史的慧来说，理学只有一历史。氧气、海王星、重力、光谱分析，对这些东西的发现皆是因为命运才能在当时那样地发生。燃素理论、光的波动理论、空气动力学理论，也都是因为命运才得以现的。我们要明白，它们只是对结果的说明，如此说来，它们只有就各自的阐述者而言才完全是个人的，而其他的理论（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同样可以发展得很完善。还有，当一理论消失而另一理论成为理学家的世界的北斗星时，那也是因为命运和有力的人的结果。甚至连天生的理学家也会谈及某个问题的“命运”或某个发现的“历史”。

反之，如果“自然”即是的构成，在其中，生成过程在逻辑上应当现在既成中，活生生的方向应当现在僵的广延中，那我们最好把历史看作是认识论的一章；实际上，如果康德记得把历史包括在他的知识系内的话，他必定会这样理它。十分重要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如同每一位天生的系化理论家一样，在他看来，自然即是全世界（natureistheworld），而他在讨论时间时，并未提及时间有方向和不可逆，由此我们发现，他理的乃是自然世界，对于另一世界即历史世界的可能，他没有显示兴趣的迹象。也许，对于康德来说，这另一个世界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因果律与时间没有任何瓜葛。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那些被称作康德主义者的人，其实并不知他们何以成了康德主义者，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太骨的悖论。不过，西方理学的每一个公式总是把“如何”和“多久”当作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来揭示。一当某个问题有了归宿，因果律就会把答案严格地局限在“某个东西发生了”这样的陈述上，而不关心它是何时发生的。“结果”必须是与“原因”有关的必然。它们之间的距离属于不同的层面，那距离就存在于认识活动（这是生命的一个要素）本的行为中，而不在于事或被认识的事之中。它有可以克服方向的广延的本质，有与时间相抵的空间的本质，不过，时间和方向作为更基础的东西，要先于空间和广延，且是空间和广延的基础。命运诉诸的是同样的程序；我们一开始有的是命运的观念，只是到后来，当我们的醒觉意识恐惧地看着某个力将施于官世界，并将克服那不可逃避的死亡之时，我们才把因果律看作是一反宿命（anti…f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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