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即家族长老的创造力为中心。对于所有这些，西方心灵刻的和有意识的关切是与母的符号相对立的，后者作为一象征在古典文化中仅仅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最远地平线，亦即对珀耳福涅（persephone）的哀悼或者说（尽这仅仅是希腊化时代的）克尼杜的得墨忒耳坐像。怀抱着圣——代表着未来——的圣母，新的浮士德形式的利亚崇拜，只是到哥特时代才兴盛起来，而到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那里获得了最的表现。这一概念并不属于一般的基督教。相反，麻葛式的基督教就已经把作为“上帝之母”eotokos）、“生上帝者”的利亚，提升为一个与我们所受到的完全不同的象征。给人以抚的圣母对于早期基督教…拜占廷艺术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如同她对于希腊人（尽原因不同）而言亦是全然陌生的一样，尤其是浮士德的甘泪卿（gretchen），由于无意识的母份的层咒纠缠着她，她甚至比拜占廷和拉韦纳的赛克中的所有利亚形象更接近于哥特式的圣母。实际上，对她们之间的神联系的假定因为下面的事实而完全破灭了，这一事实就是：圣母对待圣就犹如埃及文化中伊西斯对待霍鲁斯（horus）——她们都是照料、呵护的母亲——不过，这一象征在消失了一千多年（涵盖了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整个历程）之后，又经由浮士德式的心灵而再度苏醒了。

从母的关怀到父的关怀是有迹有寻的，在这一路途中，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时间象征中最级的象征在某一文化和国家内的现。孩之于母亲的意义就是未来，即是说，是她自己的生命的延续，母事实上是两个不连续的个生存的结合；同样地，国家之于男人的意义就是保护家和家乡、妻和孩的臂膀，是确保其未来的全人民和它的效验的保障。国家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形式，它的在育竞技意义上的“形式”和在级意义上的历史，就是被视作“运动”（kinesis）而非“运动学”（kinema）意义上的国家。历史是作为母亲的妇女和作为战士与政治家的男人创造的。在此，又一次，级文化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了三国家形态的例，在那里，关切的要素是显而易见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国时代（自公元前3000年开始）就存在的行政理；中国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国，《周礼》描画了这一小国寡民的图象，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相信那本书的真实了；以及西方的诸侯国，在其着于未来的特征的背后，有着卓越的对未来的烈意志。而另一方面，我们在另外两个例中——即在古典世界和印度世界中——可以看到一个本上缺乏关怀而屈从于当下时刻及其偶然的图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从斯多葛主义和佛教上可以看到（它们是这两个世界的古代倾向），可它们在否定历史的关切，蔑视情，轻视组织力量和责任这些方面，是一样的；因此，不论是在印度的朝廷，还是在古典世界的集市，都从不为明天的事心，不论是个人还是集的。阿波罗式的人的“及时行乐”（carpediem）也可运用于阿波罗式的国家。

至于政治的方面，和历史生存的其他方面如经济的方面是一样的。勉糊的生活与以当下时刻的满足为指归的是一致的。在埃及，有着规模大的经济组织，在那里，这组织充斥着整个的文化图象，在成百上千的绘画中向我们诉说着其工业和秩序的故事；在中国，其有关神灵和传说中的皇帝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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