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克丽斯娜那样的儿童应该接受任何帮助，哪怕这与他们的意愿相违背。

（bsp;后来，当克丽斯娜到情况糟糕透，最好是自己去接受治疗（哪怕这很严峻）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已经满员了，再等上六到八周吧。”我只能这样向他们说：“如果我的女儿在这期间死了呢？”“啊，当然，那就请她来和我们的顾问谈谈吧。让我们看看她接受治疗的愿望是不是严肃的。”他们的让步使我不能报怨他们：他们的床位太少了，不得不行一番选择。

我什么办法也没有找到。但是，当克丽斯娜度假回来后，我的觉是她不需要治疗了。她容光焕发，使我相信我们赢了。

她经常和我说起她的女朋友普西，她卖给那些老家伙们，以便赚钱购买海洛因，她觉得这样令人生厌。她自己，她永远也不会……她对我说，她很兴终于远离了这些肮脏的东西。她的态度很诚恳。我可以向随便什么起誓，她是认真地这样认为的。

但这只持续了几天，我从她那缩成大针一样的瞳孔便看来了。我再也不能忍受她这样的言巧语了：你说的是什么啊，我不过了一支掺大麻的烟。这是一段可怕的时间的开始，她没完没了地撒谎，虽然知我会戳穿她。我禁止她外，但她不放在心上；我差把她锁在家里，可我又怕她从窗来。

我已心瘁，我忍受不了看见她那微小的瞳孔。自从我在浴室里发现她毒那天起又过了三个月。至少每周一次，报纸都要报一起因过量使用毒品致死的消息——只用几行字——海洛因的牺牲品已经变成和车祸一样司空见惯的社会新闻了。

我害怕得要命，特别是克丽斯娜再不向我说心里话了，明显的事实也要否认，这使我要发疯了。当她觉得被揭了，就变得野而凶恶。逐渐地，她的人品变了。

我为她的生活而发抖。她的零钱——每月20克——我只是一一地给她。如果我把20克一下都给她，我恐惧地想，她准会给自己注一针，可能是致命的一针。最坏的并非是知她已毒成瘾——我几乎已经形成了这个概念——而是时时担心下一次注可能就是最后一回了。不像她的女友普西，她还时不时地回家，这我还得谢她，而普西的妈妈常着泪打电话给我，问她的女儿可能在哪里。

我生活在警觉之中，电话铃一响就心惊：这会不会是警察局，尸认领，还是什么其它的惨祸。直到今天，电话铃的一个音符就会让我从床上下来。

克丽斯娜拒绝和我谈话。只要我涉及到毒品问题，答总是不变：“让我清静一吧！”我觉得她在任自己堕落下去。

她持着不再注，却仍大麻。但我不再被假相蒙蔽。我经常翻动她的房间，总会发现一些可疑的用。甚至有两三次，我找到了注。我把它扔到她的面前，她却像是被谁得罪了似地大喊大叫，说这是特莱夫的，是她没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