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好读”，在一段时间里曾为士林所不齿，甚至还见过一些小说家的声明，称诘屈聱牙者方为小说上品。私心每以为惑。不好读的，还算是“小说”吗？不好读，小说家还有饭碗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柏杨先生对自己的小说，也曾有过一个“声明”，说他力争头几句话（或说头一句话）说出来，就把读者抓住。为这“不装孙子”“不弄玄虚”却深谙“小说”要义的坦诚，忝为同道的我恨不纳头便拜，引先生为师也。窃以为人文社所选先生诸作，实行了先生的“好读主义”，相信诸公读后，应感欣悦。

“好读”之为某些人所不齿，也确实其源有自。商业化时代，一些小说借“好读”而媚俗，由此把“好读”变成了低俗庸俗的代名词。于是在某些“纯文学”作家眼中，“好读”便成了浴盆中的婴儿，和脏水一道被泼将出去。柏杨小说，“好读”却不俗，“曲高”而和者众。因为它们于“好读”中关注人性的复杂、关注人权的维护、关注心灵的尊严与救赎。我以为，关注“人”，恰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柏杨的关注，更以“形而上”为其旨归，题旨所呈现的哲理化特色成为了柏杨小说的个性风貌。

按照大陆一般评论文字的规矩，往下该说到柏杨小说的艺术特色了。虽是晚辈，对作为小说家的柏杨，自认为心灵是相通的。一本正经地谈论先生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风格，对于晚生我来说，实在是很别扭的一件事。对于先生来说呢？也未必不别扭。因为我想起早在十几年前，看过先生的《求婚记》，先看那“自序”便已忍俊不禁。先生之要作小说，似乎有点“抬杠”性质——“盖听说有些不开眼人士，认为柏杨先生其笨如牛，不会写学院派小说。咦，是何言欤？……我有啥不会的？逼得紧啦，我就生个娃儿教你瞧瞧。”又想起先生的《古国怪遇记》前言——“夫柏杨先生，生有异禀，少有雄心，气壮山河，伟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纵英明，十八般文艺，件件精通。不但杂文天下第一，地上无双；小说也同样的天下第一，地上无双。……谁要说我不是旷世奇才，谁可得小心，万一黑巷子里有人飞砖，把贵阁下尊头上打一个大包，可别往我身上赖……”以此等游戏心态来作小说者，已臻化境。嬉笑怒骂，妙趣天成。我若还人模狗样地“柏杨小说之结构语言”云云，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

被老爷子“夫妻档”哄将上来写什么“序言”，这已经折了寿。再班门弄斧一番，但愿别遭遇“黑巷子”里“飞砖”才好。阿弥陀佛。

打住。聊以为序。

2007年8月24日

陈忠实：阅读柏杨

——“典藏柏杨·小说”读记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首先在敏感的文学界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化界引发议论，似乎媒体上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争论。我闻知这个信息时，当即到街头最近的一家书摊上买到这本书。那时候我住在原下的乡村老屋，夜静时读《丑陋的中国人》，竟读得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常常在读到那些精妙的毫不留情的议论时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烟，站在我的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里，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疏的轮廓，咀嚼品咂那种独到的尖锐和深刻，更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就我的心性而言，这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和情绪。我可以不在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到自我膨胀再到大言不惭胡吹冒撂的人和事，而当读到

本章尚未读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