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任何批评或解说，仿佛这个位置天然就是空缺的。

开刀时，我本以为给杨向东助手，他会讲些轻松的话题，就象他平时那样。可是今天他比平时的严威还要沉默。病房里，从丁非和方和不断快速换的无声的神中，我看问题好象很复杂。好几次和丁非而过，他看着我，似乎言又止，上掉又离开。我踏治疗室取换药包、棉球、纱条什么的时候，莉莉、良良等一堆护士凑在一起悄声而激烈地说着什么。看到我，正要开说什么，只来得及“哦”一声，就被她们拽开。就象西在红海前祈祷过一样，护士们自动在我面前分成两列，空地方给我走路，而我所走过的地方，在我刚步治疗室，又迅速地被她们凑在一起的和脑袋填满。

该死！不会是有谁看到了我外袋里的化验报告，什么特别丰富的联想吧？当然，换了我，如果在别人袋里瞥见了这么一样化验报告单，不免也要瞎想八想一阵。因为，那是一张化验有无hiv染的化验单，说白了就是看有没有滋病。而送检人的名字，赫然写着：“朱夜”。

那是3个多月以前借机了泰雅的血标本，送到市卫生防疫站检查。结果我当然早就知是，也就是说泰雅还没有染上这不治之症。真是谢天谢地。虽然于保护患者利益、控制滋病行的目的，自愿接受检查的人可以用密码匿名血化验。但是我和防疫站的人讲我会自己好血送来，所以不得不留下我真实的姓名、职业、工作单位和地址。当时工作人员讲只是为了保证对某个特定的真实存在的有法律可靠的“个”送检的血负责，所以一定要有这些手续，没有别的意思。谁知不知哪个环节了问题，他们最后又寄了一份化验结果给我。早上打开公务员一早送来的印有“市卫生防疫站”字样的纸信封后我吓了一，张地环顾过四周。那时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应该没有人会注意别人在看什么不相关的东西。

为了保险，我没放在白大衣袋里，因为实习医生到自己的带教老师离开而需要敲方章的时候，会随意翻找去开刀的医生留在病房的白大衣的袋。也没有放在我的包里。因为我包里的书常常是全病房住院医生通用的。所以我特地把信封毁掉，把化验单叠成一小块在外夹里的袋里。本来以为没有什么问题了。

医生的人一般比较务实，想象力也不丰富，但是我们病房的住院医生除外。护士虽然比通常人们认为的于好幻想的妙龄少女要稍微年长一，想象力和联想力却是有增无减。也许哪个人看到了我袋里的化验单，而且化验单上我的名字写得很大，“送检人”的字写得很小，一看保证会误以为那是我的血标本化验单。她们一定暗暗议论为什么我要去化验hiv抗，会联想成什么样？难不成我是者？同恋？

老天！老天！我都了些什么？为什么我这么倒霉？！

突然，我的手机又响了，在空无一人的值班室里，响得揪心。我拿起手机，看到屏幕上显示的是这几个月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号码，掌中冷汗顿时冒，手机的塑料变得冷腻。铃声响了四、五下，我的理智才战胜了情，迫自己下手机的通话键：“喂？孔警官吗？”

“小朱医生，你好啊。”

冷汗从额不断冒。我听了郭警官的声音。他很少直接威吓，但就因为如此反而更让我害怕，不知违背他的意志会发生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