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使历史摆脱观察者的偏见的擎制，将是接下来的全目标。在我们自己的情形中，这偏见就现在，我们把历史看作不过是某个导向偶然的现在的局过去的记录，至于那一现在的理想和兴趣，则被看作是衡定成就和可能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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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的整个图象中，其重要既不比其他时段更大，也不比其他时段更小。这样一理方式将不会运用任何个人理想的歪曲的模量（modulus），也不会设置任何源于个人的坐标系，也不会受到任何个人的希望或恐惧或其他内心驱动力的影响，尽那些东西在解释实际生活的时候也许有效。还有，这样一超然的意志——用尼采的话说（据说他本人对这一提法极其不以为然）——能使人们从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去认识到人的全事实，去看待各别的文化，包括自的文化在内，如同一个人沿着遥远的地平线扫视绵延的山峰一样。

另一方面，沉思或内视（vision）

因此，又一次，有一个与哥白尼的行为相类似的行为有待于我们去完成，这就是以无限的名义摆脱显见的现在的行为。很久以前，当西方心灵从托勒密的世界系过渡到只对今天的它有效的世界系的时候，当这后一世界系把于某一特定星上的观察者的位置看作是偶然的而非常规的位置的时候，它就已经在自然领域完成了那一行为。

二

自然和历史，是人的可能范围里相互对立的两个极端，借助于这两者，人便能整理那诸多的现实，使其向他呈现为一个世界图象。自然，就其指定生成之的位置为既成之而言，它乃是一现实；历史，就其参照既成之的生成过程来整理既成之而言，则是另一现实。一现实作为对心智的唤起，乃是沉思的对象，另一现实作为官的保证，则是批判地理解的对象，前者在柏拉图、朗、歌德和贝多芬的世界里有生动的说明，后者则在门尼德、笛卡儿、康德和顿的世界里有所现。在严格意义上说，认知乃是把已完成的东西称作“自然”这样一经验的活动。被认知和“自然”其实是同一个东西。数学的数字符号已向我们说明，被认知的集合与机械地界定的的世界是一回事，一劳永逸地遵循着定律，受制于定律。自然便是由定律所统摄的必然的总和。所存在的只有自然的定律而已。凡是明其职责所在的理学家，没有一个人愿意超越这些界限。他的任务就是去建立一个有序的代码，不仅要把他在自然图象——对于他本人而言，这图象是固有的——中所能发现的一切定律包括在内，而且要一步详尽无遗地、不加保留地把那一图象表达来。

使世界历史摆脱偶然的角度，不断地重新界定“现代时期”，类似的这行为既是可能的，亦是必要的。确实，在我们看来，公元19世纪要比公元前19世纪丰富得多、重要得多；但是，同样是在我们看来，月球也要比木星和土星大得多。理学家很久以前就摆脱了因相对距离造成的先之见，而历史学家还没有。我们总是把希腊人的文化视作是与我们自己的“现代”文化有关的“古代”文化。可是，反过来，相对于伟大的图特斯——他生活的时代比荷还要早一千年——的朝廷中那已经趋于完成而只有历史意义的成熟的埃及人而言，希腊人不就是“现代人”么？对我们而言，在西欧土地上发生于1500～1800年间的事件，构成了“世界”历史最为重要的第三个阶段；相反，对于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当他们往后看并用4000年的中国历史来评判的时候，西方的那些世纪基本上是短暂的和不重要的曲而已，比起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年）的那些世纪来，其重要简直差之万里，在他的“世界”历史里，汉朝的那些世纪才是划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