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再能够在我的顾客面前拿架，也无法再由我来给他们定条件。

我不愿意常去沃尔弗家。因此，我又开始与毒帮中的其他人往，尤其是与普西和施特拉。但是我们相得并不是太好。每个人只想不停地谈自己，丝毫不愿听别人的话，哪怕只有两分钟。例如，普西不厌其烦地大谈街广告牌上一个破折号的义，可施特拉和我急着想讲讲我们怎样被一个卖主给骗了，他拿面粉冒充海洛因给了我们。但我和施特拉同时想讲，每个人又想自己那讲，于是我俩又争吵起来。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要谈时，结局总是如此，谁都不让步！我们每个人都急需有人听他讲叙。因为说真的，这正是我们毒帮中不再存在的东西。以往彼此还能理解。现在全完了。惟一的办法是向警察讲叙自己的冒险经历；我们又都恨警察，这些坏。我在这方面比别人经验多些：1977年初夏，我第三次被抓住。

那是在选帝侯街地铁站。特莱夫和我刚从一个顾客家里来。我俩很兴，没有什么就得了150克，刚好可以好好炫耀一番。我们已经买了可卡因装在袋里，还剩了不少钱。我发现地铁站台上有大批便衣警察。是大搜捕。列车站了。我惊慌失措，就往车厢里钻。特莱夫也吓坏了，跟在我后面。由于我碰着了一个上年纪的人，他大叫起来：“什么，该死的毒鬼！”这是他的原话。报纸对地铁站发生的这一切大肆渲染，闹得人人皆知。

两个便衣警察跟在我们后面了车厢。很显然，我们的举止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本来不会发现我们：一些人涌向我们，抓住我们的衣服，一面发疯似地大叫：“警察先生们，他们在这儿！”——这些人很快就明白了是在大搜捕。我到自己像一个西片中的违法者。我恨不得钻地里我拉住特莱夫。一个警察对我们说：“用不着再玩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把戏了。跟我们走，快走。”

他们把我们押一辆小面包车里，带到警察局。警察很讨厌我，但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们只是说我是第三次被抓住了，我已经被立过案。他们甚至认为无须再通知我母亲。他们把我划不可救药的人的行列：他们又把二、三份报告添我的档案里，只等有一天在我的名字旁划叉了。

一小时后警察放了我们。但把我们的可卡因搜走了，我们又得回去买。幸亏我们还有足够的钱。

后来，地铁动园站的警察终于认准了我，他们便几乎不我了。甚至有一个较年轻的带西德南音的警察对我还很客气。一天，他悄悄走到我背后，突然把他的徽章伸到我前，吓我一大！但他却大笑起来，问我是否拉客。我照通常的话回答他：“不，你看我像吗？”

他并不傻。但他甚至没有看我的塑料包一。只是对我说：“这些天不要在这里游。否则，我就不得不抓你了。”大概不是于客气，而只是一个警告：他恐怕不想把我带警察局，因为那里面的人不想为一个半死的14岁的少年写三十六份同样的报告。

（bsp;特莱夫和我在选帝侯街地铁站被抓住又放来后，我们找到另一个贩毒商——我们熟悉的贩找不到了。我们溜温德费尔广场公共厕所里注毒品。那里的设备大差了，没有一个龙能用。我用桶里的橡碗，在肮脏的洗手池里洗针。

陌生的毒贩卖给我的毒品用后使我到很不舒服。我倒在肮脏的瓷砖地上。我立刻又爬起来，但是好一阵，我完全在云雾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