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这种经历。在柏林，这类歧视不存在。在柏林的综合学校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吸毒帮里了。在这里，这种歧视表现在课间休息的庭院里，一道粗白线条把院子一分为二，不能越过白线。一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边是补习生。我如果想跟以前的同学说话，我们双方都必须站在白线两侧。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与已经被扔进废品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补习生区别开来。

这就是人们要我去适应的社会。“适应”，这是我祖母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向我提建议，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她劝我课后不要和补习生在一起，劝我在公立和私立中学生们中间交朋友。我对她说：“你必须说出一个理由，你自己的孙女也在上补习课。我正在适应，我将会在补习生中间接交朋友。”这又造成一次口角。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学业完全不再感兴趣。但是我发觉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已经上了年纪，有一些完全老古板的思想——总之，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是他有权威，他让别人尊重他而不会大叫大骂。他一进教室，全体学生自发地起立。他是惟一一个能使学生们这样做的老师。他没有给人施加压力的样子，对我们每个人都很负责任。当然也包括我。我们的许多年轻老师完全是超理想主义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知所措。在许多事情上，他们并不比我们学生强。有时他们完全让我们放任自流，结果看到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又大叫大嚷。尤其他们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能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们总是不断地说：“如果”，又不住地说：“但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让我们对未来——，对如今等待补习生的未来报幻想。他丝毫不掩饰这个未来是很艰难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稍稍用点心，就能在某一方面比公立中学生们强。例如，在拼写方面——如今那些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已经不会拼写了。我们能正确无误地起草一份求职书，就将使我们多得到一张王牌。他试图让我们学会那些自认了不起的人的处人处事的方法。而且他总是要引用几句格言，通常都是上一个世纪的格言。学生们对此总要报以笑声——再说大多数学生从不克制笑声——但是我觉得每个格言多少都包含了一点真理。这位老师的看法我还不是都赞成，但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还能分辩黑白。

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他。他们觉得他过于苛求，他时常进行道德说教，使他们感到紧张。总之，我的大多数同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几个人学习稍微用心点，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好点的毕业证书。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完补习课后找到一个工作。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作业——确切地说是按照所要求的去做。读一本真正的书，对课程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连想都不去想。当班主任或一个青年教师偶尔试图发起一场讨论时）老师得到的是一阵愚蠢的冷笑。我们班的同学对未来的打算不比我多：再说，一个补习生怎么可能有长远的打算呢？假如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学徒工的位置，不管他是否喜欢，他都不得不去干。

实际上，很多学生对他们今后干什么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理由是：总之，在这个国家谁也不会饿死。从补习校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而何必担忧呢？有几个学生是未来的匪徒——已经看得出来——其他人则开始喝酒。而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不自寻烦恼：总有一天，她们可以找到一个满足其需要的配偶。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总还可以当售货员，工厂女工——必要时在流水线上工作——或者还可以闲散在家。

并非人人如此，但是这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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